画坛中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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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坛中的一枝奇葩——任重小记

　　在当代中国画坛上，年轻的画家任重先生卓尔不群，堪为画坛中的一枝奇葩，耸立在高山之巅。

　　任重先生是位多面手，他的作品涉及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论是工或意、重彩与水墨，抑或是巨到丈二、小不盈尺，笔端俱流露出前人的痕迹又不失其个人浓郁的书卷气息。他初从两宋的花鸟入手，中经陈老莲和龚半千，又对张大千先生顶礼膜拜。自2001年客居上海，尤其是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国宝展》后，他对中国绘画传统技法手摹心追，“取法乎上”，对于晋唐宋元的剧迹，从局部临摹、通篇巨细无遗的响拓乃至局部的对临、缩本背临、放大意临。他常常以古人“大匠必诲人以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为箴言，从工笔画入手，“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桐荫拨阮图》《维摩演教图》《秋庭敲句图卷》《雪竹嵇康图》《山楼雪霁图》《花卉四屏图》等一大批作品从勾勒、设色、经营位置莫不如此。对中国画传统技法的传承和中国画的创作可说是一丝不苟、惨淡经营，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和光大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

　　他擅长高古人物画，而对于作为背景和衬托人物的笔墨纸砚、衣冠器物乃至案头清供、文玩、花卉、植物，一一写来，绝无雷同。用功之勤，依我看：前有古人，后者无多。

　　任重先生幼承庭训，他聪慧过人又相当勤奋，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是与其年龄不成正比的。他祖籍河北，生活在塞北银川。学习上除了身为老师的父亲的点拨，基本上靠自学。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任重博闻强记好读书。对历代诗词文赋、名章典句乃至今人传记、文史哲学口诵心记，过目不忘。他每到上海必逛书店，每到书店必购回大堆书籍。他认为“往古先哲，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位大师，或有至深至远的卓识睿见，或是有至精至高的造诣，但无一例外，都有至诚至朴的文化良知，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创造文化、创造历史、创造传统并参与到传统的进程之中”。他在游于艺的同时，多年前即开始扩大交游，穿梭于北京、上海和四川等地，交流艺文经验，请益专家学者，瞻礼名人故居，扩充眼界学识。表现在绘画的题记上，很多诗文题跋脱胎于诗词典故而又信手拈来，文采隽妙，处处透露出传统文人的气息，这在当今的国画家中已是凤毛麟角、几成绝响了。

　　任重先生刚过而立之年。对于当今的同辈乃至同道，堪为个中翘楚。有人说他很“狂”，有例为证。1994年他考入大学，专业上为第一名。大三的时候不想再读下去，便自动退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一直觉得，反正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潘天寿、傅抱石，不都也没有上过艺术学院吗？”2003年，任重时年27岁，作《削发前自画像》。画中的任重一袭长发垂肩，清癯瘦弱的身子端坐在石案前，案边有文香从香炉内袅袅而上，一丛荷花清供在案头，案前用镇纸压着一张纸，画中人正以一管之力，手书了一行大字“十有九输寻常事，百无一个眼中人”，十四个字铿锵有声，一语道出了他这个年轻的职业画家在艺术上的孤独、交友中的苦闷、性格里的孤傲、探索中的决绝和尘世中的操守。而这一行字的内容曾由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寒云书成对联张挂在同为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家的壁上。张伯驹先生也正是任重所敬重的一位前辈。他喜写竹，常写魏晋人物以自喻。其《雪竹嵇康图》中用了超半的篇幅写大片雪竹，用双勾法勾勒枝叶空留雪痕，再敷色，人物则“状其修养服散之态，所以裸踞卧雪，缓带高屐，敷粉醅酒，识者固知是晋贤风神而具傲睨晞发之状，则为予而立之前自况也”。为嵇康造像斯时29岁，是因其“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作为一个画家，他把绘画作为一项历史赋予他的崇高事业和职业。“笔精墨良”应该是一个画家本来应有的要素，现在却成了过奢的负担。磨墨人，人磨墨，墨磨人。现在的画家画画多以墨汁写字作画，多快好省。对于前人遗留下来的雕像、瓷器、玉牒、青铜器以及笔墨纸砚，任重以重金购藏。不为别的，就为画画，为了画好原材料的质量和效果，为了对得起古人和今人。他花很多精力和财力收购古旧纸墨用于自己作画，那些文物清玩则成了他修身养性和画画的道具。他的榜样就是张大千。他就像一个殉道者，在传统中国画的领域里，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努力耕耘着。

　　七八年前，曾有朋友询问我是否知道并认识任重，孤陋寡闻之我从此记住此名。不久，在画廊里见到了他的画作，我为这样一位年轻的天才画家横空出世而欣喜。而相识并相交则缘于张大千的一件旧物：“潇湘画楼”象牙印。作为“张迷”，他以百万重金拍得这方名印。当晚，他怀揣这方牙印即往上海与我们相聚。初次见面，和我就像熟识的老友一样。当晚我写下了如下小文，篆刻名家徐云叔亲自蜕印并以它隽美的小楷书写了数份以记此次盛会：

　　“潇湘画楼”印为大风堂旧物。介堪方先生于丁亥年所镌，乃印中之极品。丙戊十一月廿七日予于徐氏怀荫轩获识“潇湘画楼”新主人任重先生，得以观赏摩挲此印。任重，北人南相。擅传统人物画而名隆于世，潜心艺事博取各家之长，前途不可估量，当不辱大千先生斯印矣。岁月如梭，时逢周甲，因缘际会，名印易主，此“潇湘画楼”印蜕似雪泥鸿爪，印证艺林一段逸事。

　　此后，任重常常来上海小住。我们常常相聚，彻夜在一起赏画玩石聊天饮茶。他对上海海派画家的文史掌故相当熟悉。对张大千、谢稚柳先生的友情、在敦煌期间的艺术生活尤为感动。当他捧读谢稚柳先生早年的《敦煌石室记》手稿、欣赏张大千先生早年画赠谢稚柳先生的《黄水仙》图轴、抚摸着方介堪和陈巨来先生的名印时，他的激动难以抑制。艰苦的环境下，老一辈艺术家为艺术而献身，克服了种种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正是我们民族和艺术的希望。盛世的今天，当传火于薪，薪火相传，发扬和光大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传统的中国画，无疑义地落在了任重这辈人的肩上。任重，自号千里。我相信，以他的学识、识见、勤奋，再加上“神乎其技”，他在各方面的条件和基础远在张大千之上，是堪任大肩的。

徐建华 2010年1月4日于上海